苏轼赞美傅尧俞如竹般高雅的品格

苏轼赞美傅尧俞如竹般高雅的品格？

苏轼和傅尧俞，因为地域差别，本来并不是一个体系的儒士。

北宋仁宗赵祯时期，是宋朝最为稳定的一个时期，他在公元1022年继位，到1063年去世，在位长达41年，善于纳谏，支持范仲淹、富弼等人整顿吏治，实行“庆历新政”，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的经济发展达到顶峰，被后人称为"嘉祐之治"。经济复苏带来文化繁荣，苏轼和傅尧俞，都是在这一较为稳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俊杰。

看年龄，傅尧俞在公元1024年出生，苏轼在公元1037年出生，他们之间相差了13岁，这在古代早婚早育的条件下，几乎就是两代人。

苏轼的早期教育，主要来自家学，他的母亲程氏是苏轼、苏辙兄弟的早教领路人，并且丈夫苏洵的婚后向学，也和程氏的规劝督促有关。苏洵虽然文名很大，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实他一直未能考中进士，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西蜀沿江东下，游学数千里，于嘉祐二年（1057）到达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应试，苏洵以文章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赞，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同榜及第，轰动京师,这是“三苏”扬名之始。

和苏轼成长在偏僻的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东坡区）不同，傅尧俞则成长在其时京城门户郓州治所须城（今山东省东平县州城街道办事处），这里是除汴京之外的繁华城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关于傅尧俞的早年为学，可以从元代脱脱主持编写的《宋史》以及傅尧俞家族墓碑的铭文中寻到蛛丝马迹。《宋史•傅尧俞传》中记载：

傅尧俞，字钦之，本郓州须城人，徙孟州济源。十岁能为文，及登第，犹未冠。石介每过之，尧俞未尝不在，介曰：“君少年决科，不以游戏为娱，何也？”尧俞日：“性不喜嚣杂，非有他尔。”介叹息奇之。

这段文章，清楚告诉了人们傅尧俞早年的学习情况：他10岁就能写很好的文章了，古礼男子年二十而加冠，这样看来傅尧俞考中进士的时候还不到20岁，再看他的父亲傅立考中的时间为庆历二年即1042年，宋代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推算公元1024年出生的傅尧俞和父亲傅立是同榜进士，都在1042年考中，这在科举史上算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奇迹。

此段文字中称赞傅尧俞好学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人，此地离须城不到一百公里，他和“泰山先生”孙复(992——1057)一起先后兴办泰山书院和徂徕山书院，开宋朝理学之先河，为此后人尊称孙复、胡瑗、石介为“宋初三先生”，他们的兴学义举造福了大批泰山附近的子弟，看年龄，石介大傅尧俞19岁，比傅尧俞之父亲傅立小11岁，石介是天圣八年（1030）的进士，早傅立、傅尧俞父子考中12年，这样可推，石介考中后到郓州须城任从六品的观察推官，公务之余，他到傅家拜访，受访者不会是八、九岁的书童傅尧俞，甚至也不是还没有考中的傅立，此时傅尧俞的祖父傅珏(972——1032）“监博州酒税，以疾罢归” ②，从这段碑文可推知石介拜访的应该是归家田居的傅珏。当然，石介在傅家看到小小年纪一心向学的傅尧俞十分喜欢，于是逗趣地问傅尧俞为啥这么小就想着读书科考，傅尧俞的回答一定与众不同，但《宋史•傅尧俞传》中傅尧俞的回答，过于有些功利化和成人化了，一定是编著者修饰加工了的。

幼年的苏轼因为相距泰山数千里，没有机会拜见名儒石介，但很巧， 苏轼八岁即公元1043年在眉州天庆观读书，有人从京城带来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老师看，老师和客人拍掌赞叹，苏轼看见后好奇地问先生这诗中写的是什么人，先生说小孩子何必问这些，苏轼认真地说：这是天上的人吗？那我就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问的？老师很是惊奇，于是把诗意和石介都讲解给苏轼，因此，早年的苏轼因为机缘了解到了泰山大儒石介其人其事，把傅尧俞、苏轼视为石介门人应没有歧义。

傅尧俞和苏轼的早期仕途，因为交流文士圈子不同出现了很大差异，总体来说，傅尧俞顺达，苏轼波折，这些均表现在他们同期创作的诗文中，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感知他们各自丰满的人生。

看《宋史•傅尧俞传》，可知傅尧俞考中后，他先在西京洛阳作税院事，尽职尽责，深受留守晏殊、夏竦等人的好评，而晏殊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是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老师，还是傅尧俞与父亲科考时的主考；傅尧俞离开西京洛阳去当新息知县（今河南省息县），官职从八品；又进京任太常博士，升为从八品；宋仁宗嘉祐末年（1063），傅尧俞任监察物史，官职为从七品，他规劝宋仁宗妥善解决公主和驸马李玮的生活矛盾以及内侍李允恭、朱晦等人的违法乱纪问题，又建议宋仁宗早立太子稳士心民心，由于傅尧俞审时度势，一心为公，他的建议多被采纳。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赵曙在公元1063年继位，他也十分器重傅尧俞，先任命傅尧俞为正七品的殿中侍御史，又升为从六品的起居舍人，这都是皇帝近臣；不久升他为从四品的右司谏、同知谏院。宋英宗对傅尧俞“每奏事退，多目送之” ③，可见他们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公元1066年傅尧俞和赵瞻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后，在朝议宋英宗的生父称呼的问题上，傅尧俞和谏官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人站在了一起，坚持让宋英宗重亡帝宋仁宗轻生父濮安懿王，宋英宗恼怒后罢免了几位反对自己的谏官，又想以降职的办法单独留下傅尧俞，但耿直的傅尧俞偏偏认死理，坚决要求和几位谏官同进退，两次上疏要求罢免离职，宋英宗无奈之下贬傅尧俞为和州知州（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官职降到从七品。虽然傅尧俞早期的仕途偶有波折，但总体来说，在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他的仕途基本是稳定和呈上升之态的，这种心态表现在诗文上，可见同期他的写作以公文为主，偶尔涉及诗词，多是朋友唱和或抒发情怀的言志作品。

在同一时期，苏轼则因为家庭变故久居眉山，心情忧伤，为文悲切。苏轼考中后，虽然文名日盛，但命运多舛，使他遭受一系列难料的打击。苏轼和弟弟苏辙于公元1057年考中进士后，突然母亲病危，他们只好随父亲还乡，并守孝三年；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丧期满回京，通过“三年京察”，公元1061年，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判官，是一个正八品的属官；他在公元1064年还朝，在登闻鼓院这个信访机构负责接待来信来访，官职为从七品。刚刚开始在京城的平稳仕途，治平二年(1065)，五十八岁的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再守孝三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于1068年继位，苏轼、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从四川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1069年抵达汴京开封，苏轼被任命为为从六品的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兼任开封府推官。通过苏轼的早期仕途，可知在宋仁宗、英宗两朝，因父母先后去世他基本是返乡丧居，他的悲伤，在其同期诗文中处处可见。

由以上两人经历可知，宋仁宗、英宗两朝，傅尧俞和苏轼两人在1069年前的人生交集实在很少，偶有相遇的机缘不是很多。傅尧俞是东平学子，他在京城考中任职时，正是孙复、石介等人因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荐被朝廷重用之时，孙复、石介均为傅尧俞老师一辈，对这位品优向学俊才定会鼎力扶持，而孙复的弟子文彦博此时已经位居相位，定会对这位小师弟多有照顾，范仲淹、富弼是晏殊的门生，傅尧俞是他们的同门小师弟，自然对他多有帮衬，这样早期的傅尧俞在朝中便拥有了庞大的政治资源。然而来自蜀地的苏轼则不同，他在朝廷没有多少相依的关系，苏轼和弟弟苏辙在公元1057年考中后，唯一力挺“三苏”的就是主考官欧阳修。在这一时期，傅尧俞和苏轼的交往，牵线人应该是欧阳修或石介，他们同榜考中，私交甚密，对傅尧俞和苏轼两位青年才俊都十分器重，会在不同场合为他们牵线搭桥，总体来看，此时“三苏”的境遇远远不能和傅尧俞相比，孙复、石介的“泰山学派”已经羽翼丰满，傅尧俞在郓州体系提携下得以茁壮成长，仕途顺风顺水，而蜀地来京的苏轼缺少政治资源只好隐忍负重，砥砺养性，他的“苏学”体系尚待时日。

人生的路途时分时合，让人们不清楚命运之舟会驶向何方。公元1069年，是北宋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宋神宗赵顼为振兴北宋王朝，先让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变法，傅尧俞和苏轼的仕途在这一年均发生重大改变，傅尧俞的坦途变为泥泞，苏轼还是则命运多舛，谱写了他们殊途同归的曲折人生。

改变傅尧俞、苏轼命运的王安石为公元1021年生，长傅尧俞三岁。王安石和傅尧俞同年考中进士，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晏殊。王安石勤政爱民，治绩斐然 ，晏殊的门生欧阳修、孙复的门生文彦博等重臣都曾向宋仁宗举荐过他，王安石先后为从七品的常州知州、从六品的度支判官等，等宋神宗继位后，思谋变法，王安石职务得以迅速提升，不到两年，他先为从正四品的江宁知府、正三品的翰林学士兼侍讲，很快跨越为正二品的参知政事、正一品的丞相。通过王安石这段经历，可见皇帝这位“一把手”对人事任命权的绝对掌控。王、傅二人同年考中，相知相亲，王安石极力向宋神宗推荐傅尧俞，并于公元1070年把傅尧俞从庐州知州（今安徽省合肥市）调为京官，盼着傅尧俞在变法实施中助自己一臂之力。

王安石和傅尧俞的友好关系，可以从公元1069年傅尧俞为祖父和父亲迁坟立碑一事中找到力证。本来自傅尧俞的曾祖父傅世隆定居东平须城后，他们这个家族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傅世隆死后葬在东平，傅尧俞的祖父傅珏公元1032年去世同样葬在东平，傅尧俞的父亲傅立公元1059年去世后，还是葬在东平。此次傅家迁葬的缘由，在司马光所写《右班殿直傅君墓志铭》中交代清楚：

己而监博州酒税，以疾罢归。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终于家，寿六十一。……钦之以夫人尝至济源，爱其土风，遂葬焉。④

司马光比傅尧俞年长五岁，他于公元1038年考中进士，比傅尧俞早一期。司马光、傅尧俞两人曾同在“谏省”即御史台工作，关系十分很好，所以为祖父迁坟之时，他请时任正三品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撰写了碑文。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司马光煞费苦心，前后润色数月有余，在文中，司马光除了介绍了傅珏的主要经历，还介绍了傅家自傅世隆开始定居东平须城后的大体情况，指出这次迁坟，主要是傅尧俞的母亲王氏于公元1069年春天去世，她生前曾到过济源，对这里颇有好感，希望死后葬在这儿，于是傅尧俞和弟弟舜俞、君俞商议后，决定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改葬济源，同时迁葬祖父、父亲的墓塚到这里，此时傅尧俞已经45岁，离祖父傅珏去世已经过去37个年头。因此，后世资料把傅尧俞写为济源人是十分谬误的，他既不是在济源出生，也不是在济源长大，甚至到今天也找不到傅尧俞去世后埋葬在济源的证据，说他是济源人的理由就是他的爷爷和父母迁葬在这里，或者仅仅凭诗文记载他在济源建有别业或读书的草堂，就凭这些，就把傅尧俞定为了铁板钉钉的济源人，显然是苍白无力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傅尧俞请学长司马光为祖父撰写了碑文，他父亲傅立的碑文，则请同年好友王安石撰写，即便此时傅家已经开始着手迁祖坟到济源，王安石在《山南东道节度推官赠尚书工部郎中傅公墓志铭》仍这样介绍：

公姓傅氏，讳立，字伯礼。其先大名内黄人，今郓须城人也。……兵部君以才德为世名人，尝为谏官，以言事不合，辞知杂御史不肯就。

傅尧俞的父亲傅立公元1059年去世，他的坟墓和其父傅珏同年迁济源，此时离傅立去世也过去了十年。即便此时，已经决定把祖坟迁离须城，王安石还称傅家为“郓须城”即东平人，可知在傅尧俞一家人心目中，他们仍是“须城”人，不允许王安石把他们一家当济源人来写。王安石在碑文中除了和司马光一样介绍傅家身世外，也特别赞扬傅尧俞才德俱佳，和他关系十分要好，可见王安石踌躇满志进行变法时，对傅尧俞寄予厚望，他想借机拉拢傅尧俞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正如《宋史•傅尧俞传》中所写，王安石在傅尧俞进京后，曾对他说：

举朝纷纷，俟尹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处君。

为了让傅尧俞前来帮助自己，打破朝中反对者云集的局面，王安石一直盼望傅尧俞尽快进京，想给他安排从四品的待制职务，以此壮大自己的队伍，这对从七品的傅尧俞简直就是一次仕途飞越。但是出乎王安石预料，傅尧俞的回答是让他十分窝火：

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好欺，敢以为告。

傅尧俞对信心满满的王安石直言自己的观点：很多人对新法不赞成，硬去实行恐怕达不到预想的结果。不想王安石也是强势之人，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哲学，于是，被王安石嫉恨的傅尧俞屡被贬职，两年间，降职六次。从王安石、傅尧俞身上，可见北宋官场之“党争”惨烈，假公济私，过分内耗，派系重重，这都是宋朝经济、文化发达但仍不敌落后北方金国的一大原因。

不谋而合的是，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身份低微的苏轼也坚持了和傅尧俞相近的观点，认为变法不可过激，他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看后十分愤怒，让御史谢景上书批评苏轼的过失，于是苏轼在任京官两年后于公元1071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1074年调往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到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调往湖州任知州。在这一时期，傅尧俞和苏轼命运相同，均因反对新法而遭贬，他们成为王安石新党打击的对象，好在二人均意志坚强，在逆境中，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无论到何地，都干好本职，热爱生活，写诗为文，畅游山水，以此消解自己内心的苦闷，用真挚的诗文陶冶自我，比如苏轼在公元1074年，他和同贬杭州任职的杨绘北返，杨绘去京城开封，他则远去密州，贬途异路，想到自己将途径名城郓州须城，想到好友傅尧俞为须城世家，于是他用一首《定风波•送元素》来安慰凄凄惨惨的杨绘：

定风波•送元素

苏轼

千古风流阮步兵。平生游宦爱东平。

千里远来还不住。归去。空留风韵照人清。

红粉尊前深懊恼。休道。怎生留得许多情。

记得明年花絮乱。须看。泛西湖是断肠声。

苏轼写给杨绘的诗词有多首，此为其一，主旨是通过三国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到东平做官的事迹，来劝慰杨绘不要因遭贬而心生愤懑，是苏轼达观性格的最好体现。

在公元1069年前，苏轼和傅尧俞交往不多，此年后，相同的遭遇，使他们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特别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期间，傅尧俞也在徐州附近的河南嵩山崇福宫任职，他们的交往频繁起来，这可以从《宋史•傅尧俞传》看到一些端倪：

知不为时所容，请提举崇福宫。先是，徐人告有谈天文休咎者，尧俞以事未白，不受辞。谈者后伏诛，尧俞坐不即捕，削官职。⑨

“崇福宫”是河南嵩山古代建筑中唯一的皇家园林式建筑，不单是道教活动场合，而且也是名儒著书讲学之地，据《登封县志》记载，曾主管过崇福宫的官员名儒有百余人，比如范仲淹、韩维、司马光、傅尧俞、程颢、程颐等均曾在此任职。早于此前，傅尧俞在徐州任知州，有人告发徐州有人借谈天文现象非议朝政，傅尧俞在场，没有辩解，谈者被斩首，傅尧俞受牵连，再度削官职，被贬至黎阳县草料场管理仓库。对于《宋史•傅尧俞传》中的这段模糊描述，现在山东省微山县微山东峰的目夷墓尚存，墓前有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徐州知州傅尧俞所立、阴刻篆文“宋贤目夷君墓”七字的石碑，证明傅尧俞公元1072年前后曾在此地为知州。这样看来，傅尧俞到黎阳县草料场管理仓库之前在“崇福宫”任职一段时期后，才又被贬到黎阳县草料场。傅尧俞从徐州到“崇福宫”任职后，此时苏轼调任徐州，他们会有到嵩山拜祭会友的机会，因这些雅集，他们交往增多，由文朋结为好友和知己，大体时间，可以从有关史料找寻，《宋史•傅尧俞传》中说：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为秘书少监兼侍讲，擢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⑩

宋哲宗赵煦于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后继位，文中的明州即今浙江省宁波市，傅尧俞任职最低的黎阳县即今河南省浚县属于卫州管辖，在宋朝，明州、卫州两地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再结合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变法以失败告终后，此后傅尧俞和苏轼终于摆脱了王安石的权力击打，他们的际遇开始改善，因此可见，在公元1076年后，傅尧俞就离开了黎阳县，推算可见他在草料场管理仓库的期间在三到四年间，根本没有十年之久。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东峰傅尧俞书“宋贤目夷君墓”篆文，碑长方形抹角，高2．3米，宽0．9米，厚0．4米。）

苏轼和傅尧俞的一生交往过程，因为史料遗失，很难有连贯的记载，但尚存史料，如明朝曹臣编《舌华录》就有关于苏轼和傅尧俞参加开封文士雅集的记载：

韩康公绛谢事后，自颖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会从官九人，皆门生故吏，一时名德如傅钦之、胡完夫、钱穆父、东坡、刘贡父、顾子敦皆在坐。

文中的“韩康公”即名相韩琦，公元1008年出生，1075年去世，由这段记述，可推知傅尧俞和苏轼在开封经常参加文士雅集，且都是韩琦的门生爱徒，大体时间当公元1075年之前，但因为《舌华录》写作离北宋灭亡有上百年，其可靠性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不能作为铁证来硬用。

苏轼和傅尧俞在公元1069年因反对新法遭王安石贬斥后，聚少离多，见时多欢，离时鸿雁，逐渐成为铁血联盟，今存的苏轼写给傅尧俞的诗文和书法，佐证着他们曾经的交往和深厚情谊。在《苏轼全集》中，有一首《傅尧俞济源草堂》七言诗，在对其人进行赞美的同时，也透露了他们的相识与相知：

傅尧俞济源草堂

苏轼

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方寻隐退庐。

栽种成阴十年事，仓黄求买万金无。

先生卜筑临清济⑷，乔木如今似画图。

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

在此诗中，苏轼对傅尧俞的口气是谦和的，“微官”自称，而呼傅尧俞为“先生”，可见他们之间是彬彬有礼的书生交往，这对苏轼来说，用“先生”称呼一个年长自己十几岁的人是合适的，不能看为溜须和拍马。苏轼不仅为傅尧俞写诗，还为他写过书法作品，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苏轼的《前赤壁赋》长卷，既是散文名篇，也是传世书法名作，纸本,竖23.9厘米，横258厘米,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时赋篇的自书，因后来他还写过一篇同题的赋篇，故此篇被人们称为《前赤壁赋》。苏轼的《前赤壁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表现了作者吊古伤今的情感，矢志不移的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最感人的是，苏轼在《前赤壁赋》的跋语自解：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傅尧偷）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这段跋语，对于了解苏轼和傅尧俞的亲密关系至关重要，苏轼写完此赋，自己珍藏了很长时间，基本不拿给别人看，甚至他的身边好友，在长达年余的时间里，看过此篇的只有一、二人，苏轼的“钦之爱我”一句，透露了他们两人之间可靠的互信关系，真为过命的兄弟情谊。傅尧俞派人到黄州求苏轼新文之时，是苏轼最为苦恼之际，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被朝廷调到湖州任知州职，他按照惯例向朝廷写《湖州谢表》，因为文中发表不满言辞，被新党抓住小辫子不放，后羁押下狱，好在众多文士好友解救，就连退隐的政敌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于是苏轼被降职到黄州任从八品的团练副使，并且一直干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从明州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足有八百多公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天壤之途，在众人冷眼里，千里之外的傅尧俞派人来安慰苏轼，并提出想要拜读苏轼新写的诗文，对傅尧傅的关怀，苏轼十分感激，于是亲书珍藏的《前赤壁赋》相赠，苏轼相信，傅尧俞会藏起此文，不会像险恶之人鸡蛋里挑骨头，再拿此篇去朝廷告密揭发自己，傅尧俞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

（苏轼《前赤壁赋》局部，纸本,纵23.9 cm ，横25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前赤壁赋》题跋。）

苏轼和傅尧俞的境遇再度改善，当在宋哲宗赵煦于元丰八年（1085）登上皇位后，赵煦十岁，高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废除新法，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旧党刘挚、范纯仁、傅尧俞、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傅尧俞先后为从五品的秘书少监兼侍讲，又升正四品的给事中、从三品的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可见这期间傅尧俞升职很快；此时，苏轼回朝先为从六品的礼部郎中，又为正四品的中书舍人、又升正三品的翰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样可知，此时司马光对傅尧俞、苏轼的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看很多史料，对傅尧俞的任职写到御史中丞便结束，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从多位文士的诗文看，傅尧俞曾为“学士”和“中书侍郎”，证明他已经做到丞相的位置，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傅尧俞公元1085年后回到京城开封，为“学士”的时候应该和苏轼交往最多。其时，工作安定，闲时较多，经过仕途风雨，加之他到了六十多岁的花甲知天命之年，自然生出悠然读书的快事。“济源草堂”也即“济源别业”，应该是因为祖坟迁葬在此，这里离开封不到二百公里，方便往返，所以傅尧俞在此修建此休闲读书之居，建好后，傅尧俞基本没有时间前来闲居，为了以诗明志，他邀请多位好友写诗唱和，今可见的有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祖禹、邵雍、秦观、刘攽等人，形成了北宋有影响的“济源草堂”文士唱和，这是一个以司马光为政治核心、以苏轼为文化核心的京城文士圈子，至此，苏轼的“苏党”基本形成，到公元1086年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开始分裂，于是分化为程颐为首的洛党、苏轼为首的蜀党和刘挚为首的朔党，他们一方面攻击王安石之后以章惇、蔡确、吕慧卿等人为核心的新党，一方面洛党、蜀党、朔党之间又互相攻讦，朝政陷入混乱，为北宋衰败埋下祸根。比较来看，苏轼的操守在这些文士中境界最高，刚回开封时，苏轼做事还有几分考虑，如南宋孙升在其《孙公谈圃》中记载：

司马光执政后，大刀阔斧更改法令。傅尧俞、苏东坡悄悄提醒司马光，应该考虑一下后果。司马光一听这话，起立拱手，大声说道：“天若赐福给大宋，必无此事。”傅尧俞、苏东坡两人无言以对，讪讪离去。⑭

看到这段文字，对司马光的公心顿生几分敬佩。当然，对傅尧俞、苏轼两人也不反感，究竟他们刚刚经过十年被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他们的好意相劝还是能够理解的。何况，在傅尧俞、苏轼二人看来，新法有缺点，但不是一无是处，旧法也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不能不左就右，矫枉过正，他们也是从稳定宋廷大局来思考问题的。

在苏轼、傅尧俞任学士期间，除司马光、邵雍等傅尧俞的京城旧友写有赞“济源草堂”的诗，新的成长起来的苏轼体系文士苏辙、秦观等人也写有赞美此草堂的诗，可见傅尧俞此时交往圈子在一步步扩大。

傅钦之学士济源草堂

苏辙

闻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阴。

园通济水池塘好，花近洛川颜色深。

人去节旄分重镇，客来猿鹤感幽吟。

潩溪雨过西湖涨，归兴萧然定不任。

苏辙此诗呼傅尧俞为“学士”， 看苏辙的生平他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新法派重新得势后，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外放，此时，苏轼也因既反对新党又反对旧党，坚持取长补短为两派所不容，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按司马光去世的时间可以推知此诗当写在公元1086年前后。

苏轼的门生秦观，也写有《寄题傅钦之草堂》一诗，可以和苏辙诗互证。

寄题傅钦之草堂

秦观

河阳有洑流，经营太行根。

盛德不终晦，发为清济源。

斯堂济源上，太行正当门。

仰视浮云作，俯窥流水奔。

修竹带藩篱，百禽鸣朝暾。

相望有盘谷，李愿故居存。

主人国之老，实惟商岩孙。

班行昔供奉，亟进逆耳言。

天子色为动，群公声亦吞。

萧条冰霜际，不改白玉温。

出处士所重，其微难具论。

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看秦观的诗，基本可以断定，他和苏辙一样都没有到过济源草堂，仅仅根据傅尧俞的描述和所知的济源风物人情写下了这首诗，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也在公元1094年新党人士章惇、蔡京上台后被贬出京，到杭州任通判一职。此时的党阀争斗，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这段党派斗争中，傅尧俞是幸运的，他到朝廷任职不久，就在元祐二年（1087）以正三品龙图阁待制的身份知陈州，元祐四年（1089）傅尧俞先为吏部侍郎，又为中丞代替李常为兵部尚书，不久，因梁焘、刘安世的推荐任中书侍郎，成为大权在握的丞相。梁焘为郓须城人，是孙复弟子，刘安世为司马光门生，均属于旧党体系，他们推荐傅尧俞当是看中了其反对新法的旗手作用，可惜傅尧俞此时已经开悟，不太在意新旧党争，在《苏轼全集》中，记有元祐元年（1086）苏轼为正四品中书舍人时期的奏章，如《议富弼配享状》，是苏轼、傅尧俞等人一起建议以旧党宰相富弼陪祭宋英宗，《荐布衣陈师道状》，是元祐二年（1087）苏轼、傅尧俞等人一起推荐陈师道做官，此时，苏轼代还替朝廷写了《赐朝散大夫试御使中丞傅尧俞乞外郡不允诏》《赐新除吏部侍郎傅尧俞辞免恩命乞知陈州不允诏》，稍后于元祐三年（1088），苏轼又写了《赐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吏部侍郎充龙图阁侍制傅尧俞辞免恩命不允诏》《赐朝散大夫守吏部侍郎充龙图阁侍制傅尧俞乞外郡不允诏》，虽然这几篇均是朝命公文，仍能读出苏轼对傅尧俞的恳切挽留和傅尧俞的去意坚决，对于一个不想卷入党争的文士，他是不能担当一个体系领袖大任的，而想掌舵的人又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资历，难怪旧党自司马光后开始三足鼎立，新党人士章惇、蔡京于公元1094年掌权，疯狂对旧党体系打击报复，旧党官员再次被贬官外放，因傅尧俞早在公元1091年去世，新党的报复手段为“庚辰，追夺赵瞻、傅尧俞谥告。”⑰这一年是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一位画家天子掌权，宋朝宫廷的党争更为残酷激烈，傅尧俞去世后9年被追夺封号，估计新党还有平坟罢墓之举，这也就使傅尧俞的埋葬地成为不解之谜，虽然清朝乾隆年间的《济源县志》记载今济源市伯王村为宋代名傅家园，因村南有傅尧俞墓得名，也记载傅尧俞墓在中王村南，这些在没有找到墓碑或墓志等铁证之前，都只能是一个苍白无力的传说，可以借鉴，但不足为凭。

苏轼和傅尧俞比，苏轼多才，文人气更浓，傅尧俞则沉稳持重，因此，苏轼不去明哲保身，豪情四射，才成为千古奇才，永被传颂。但放到一个时代去看，傅尧俞也是一代名士，正如《宋史•傅尧俞传》中评价：

哲宗与太皇太后哭临之，太皇太后语辅臣曰：“傅侍郎清直一节，终始不变，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⑱

一位臣子被宋哲宗和太皇太后赞为“金玉君子”，傅尧俞应该是得到了极高的赞词。朝廷看中的是傅尧俞的品德和才能，但仅仅就文名来看，傅尧俞在宋朝也是中坚力量之一，看史料，他写有《傅献简集》七卷，但已佚，存《草堂集》一卷，今藏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愿能有一天能一识其内容，解开一些不解之谜。傅尧俞还善书法，他的传世书法《蒸燠帖》，今为故宫博物院藏，行楷书，内容为“尧俞再拜，气候蒸燠，伏惟台体万福，来日瞻奉，此不详尽。尧俞恐悚。”⑲读后可知是写他给一位长者夏天问候的短信，从此文此墨迹，可见他书法结体秀正方润、笔法清峻峭拔的风格，想想苏轼的书风也有方正的特点，或许，他的书法曾经为傅尧俞所影响，为此他们的书作才有这么明显的相通之处。

（傅尧俞《蒸燠帖》，纸本，行楷书，纵26.3cm，横17.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傅尧俞名刻蔡京所立的《元祐党人碑》，位在“曾任宰臣执政官”一列，排名远在苏轼之前，这在当时祸及子孙，但在之后被人们看为无尚光荣。傅尧俞的一生，可以用他的《读书诗》作结：

《读书诗》

傅尧俞

吾屋虽喧卑，颇不甚污秽。

置席屋中间，坐卧群书内。

横风吹急雨，入屋洒我背。

展卷殊不知，心与古今会。

有客自外来，笑我苦痴昧。

何致雨浸衣，问我苦不对。

必欲穷所因，起答客亦退。

聊复得此心，沾湿宁足悔。

读傅尧俞此诗，可见他的人生追寻：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完善自己，哪怕是在破屋中，在风雨侵蚀时，仍能忘情读书，热爱生活，如醉如痴，只问耕耘，不问结果，这样的人生，就是积极的丰富的人生，必被后世牢记和讴歌，虽然傅尧俞很少回到“济源草堂”闲居，但此诗表现了他的情怀与梦想。

因为傅尧俞是一位有才情的文士，因此后世很多文人牵强附会的写了很多臆断的史料：如，自元朝后，有人写傅尧俞是北宋名臣陈省华的女婿，并且说傅尧俞曾考中过状元；后世傅姓多地以傅尧俞为始祖，但找不到有说服力的根据；或许傅尧俞的后代过于平凡，才出现《宋史•傅尧俞传》中只提到傅尧俞的弟弟傅君俞的孙子傅察忠义之事，看傅察传世诗文，有题为《十五伯以诗见赠因次韵为谢》之诗，可见其父傅见（裕之）的堂兄弟很多，有十几人之多，傅见在宣和七年（1125）曾担任从五品的朝请大夫知平定军，可见傅尧俞的子侄到宋徽宗后期已经摆脱了新党迫害步入仕途，其《次七兄韵》一诗，也说明到傅察一代傅氏仍是人丁兴旺，今可见的清朝《江西傅氏进贤世系族谱》，其中记载有“尧俞公生有六子：旦、亘、宣、明、密英、申。旦、亘、申留山东；宣迁江西进贤洪桥，明迁江西进贤云桥，密英迁江西进贤板桥” ○21的文字，不知道留在山东三子的具体地址，或许，他们的后代今有在东平居住者，一时难以给出定论。

苏轼与傅尧俞相比，苏轼豪放，不计后果，为此多难，傅尧俞沉稳，做事善谋，为此畅达。但生活就是这样，往往或荣于生前，或荣于身后，谁也无法去左右。人生不易，无论能做苏轼和傅尧俞都好，但万千人中，多为草木，芸芸众生中很难再诞生一个苏轼或傅尧俞。为此，只好想想罢了。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只有像苏轼或傅尧俞一样爱着处事与生活，才会有丰满的人生，即便做不成苏轼，哪怕做成傅钦之也好呢。

有梦的人，必须做。